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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书》新刊 张轲风:方国瑜先生的晚宴

发布时间:2019-07-04 13:36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一九三九年三月(文中方豪日记记载是秋间,不确),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先生尽地主之谊,设宴招待内地来云南避祸的顾颉刚、陈寅恪、方豪等学者。席间顾、陈就方先生的纳西族籍问题有一番对话。张轲风从这一次不经意的闲谈中,引申出内地至边地的移民“夷化”,华夏与边缘、内地人与边地人的隐性对立,近代民族情境与话语等话题,使这顿“晚宴”意味深长。

  方国瑜先生是西南著名史家,被誉为“南中泰斗,滇史巨擘”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方先生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读,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,曾师从钱玄同、陈垣、刘半农、赵元任、李方桂诸大家,最初治校勘、音韵、古文字之学,后来受边疆危机之感召,始专攻西南边疆民族史地研究。他自一九三六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始,长达半个世纪,几乎凭一人之力开创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、中国边疆学、历史文献学、历史地理学等分支学科。

  介绍方先生的文章,一般是这样开场的:方国瑜(一九〇三至一九八三),云南丽江人,纳西族。与他的学术成就相随的,总有“纳西族”这个标签。方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族籍,与大多数云南民族类似,民国时期的丽江方家有自己的“汉人”记忆,同时也有“纳西人”的身份,在双重认同中只好慎谈、避谈这个话题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,方先生只有在一次晚宴上偶然透露过一点信息,此次晚宴如今已渐成“佳话”,近年来为学界不断提及。其具体情形,始见于方豪先生在《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》中的生动记述:

 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,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。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。

  ……席间,由于宗族观念,我向国瑜先生询问:“宗兄!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?”他说:“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。”……

  饭后,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到一旁,轻声告诉我:“方国瑜先生是么些(读如Mo-So)人,说是桐城方氏后裔,只是面子好看些。”

  此时,陈寅恪先生在旁边,就插嘴说“:我们万不可拆穿他,唐代许多胡人后裔,也用汉姓,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。”

  顾颉刚私下和方豪说:方国瑜先生是么些人,把自己说成是“桐城方氏后裔”,是为了“面子上好看些”。“么些”大致算是今天“纳西族”的旧称。有意思的是,陈寅恪先生跟着“补了一刀”,说唐代“胡人后裔也用汉姓”,“自道汉姓始祖何处”。这一唱一和,尽管是私下讲的,给东道主留了“面子”,但无异于说方先生因缘攀附,自托高门。

  丽江大研镇方氏,祖上不是本地人,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(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约百余里),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,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(辛丑年,一三六一年),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。甲辰年(至正二十四年,一三六四年)调南昌左卫中所军,在此居住十七年,并娶妻生子。到明朝洪武十四年(一三八一年)秋九月,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、云南等地。……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,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。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,在这里生息繁衍,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。

  (一八二〇),方庭凤的儿子出生,不久赵氏夫人也诞下一子,因此赵家让方庭凤恢复本姓,自立门户。这样,方庭凤“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”。

  (顺治十五年,一六五八),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况,列举出了方氏入滇后的具体世系,方之贵系十世祖,是云南左卫中千户所之下十个世袭百户伍之一。为了证明此份文件的真实性,方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详加考释,强调“《供状》历叙一家事迹,以当时政令行事与史籍记载相合”,并根据《供状》上的“签印原件”,详细介绍了洪武十五年(一三八二)正月初设云南左卫时颁发的“云南左卫中千户所管军印”。不止如此,方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(昆明地藏寺经幢)其东南一里许杨泗庙后,瑜高祖以上三代祖坟在焉。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来昆明,从伯兄瑞周扫墓,至地藏寺废墟,摩挲古幢,良久始去。次岁余读书北京,十余年间,数往返过昆明,必至古幢旁。(方国瑜: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)

  对照以上各种证据,方先生的家世认同很清楚,即丽江方氏先祖系安徽安庆府潜山县人氏,明洪武十五年随卫所移民入滇,此后又迁至丽江定居。潜山与桐城毗邻,同属安庆府。根据潜山方氏宗祠资料显示,今潜山方氏堂号曰“壮猷堂”,入潜山之祖为方源甫,与桐城方氏系出同宗。依其族内辈分排行,丽江方氏之先祖方原仲,极有可能是潜山方氏七世祖中的一支。

  (一三八五)前,云南都司建立了云南左卫、右卫、前卫等九卫一所,由平定云南后留镇该地的九万官军组成,“他们成为明代进入云南的第一批军事移民”。有明一代,入滇的卫所官军人数达到二十八万人左右。而且,其时官军入滇携带家眷子女,“所有卫军,每一军士为一户,家属大都由原籍同来”。根据国内较多采用的明代军事移民“每户按三口计算”的办法,明代入滇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“有可能达到八十余万”。陆韧师进而认为:“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,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土著化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逐渐结合于云南土地,交融于当地民族,实现了从流徙到定居、从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人的转变。”

  内地学人多以为方先生借桐城方氏之名自抬身价,实际上忽略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,不仅存在大量的夷人“汉化”现象,还应充分考虑到内地移民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“夷化”过程。“汉化”与“夷化”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有发生,从夷至夏,自夏而夷,这是非常正常的。陆韧师指出,深入云南边远山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,“为了生存,特别是在明末卫所制度弛坏,战乱纷争的情况下,势单力薄的汉人只能迅速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才能生存”。方先生对此深有认识,他曾指出:大抵云南坝区多汉人,山区多彝人,可能住在坝区的彝人多融合于汉人,而住在山区的汉人多融合于彝人

  瑜曾遍访明代古墓,间有龚、杨、李诸姓,乃土司之把事,而大都姓和也。或拆和字曰:和为木字戴笠负筐,取义木氏之奴隶,故今齐民皆姓和。不识初意为如是否?今大族有谱牒已复本姓者,犹记未归流前曾姓和;未复本姓者,亦多记迁丽江后改姓和;又有不言初姓,惟述其先为应天府柳树湾人者。凡此追述先祖,多为汉人而从土人之姓,则习俗之同化于土人,尤意中事。明代如此,明以前更可想见。则今日所目为么些族者,必多有汉人血液,其文化亦多自汉族传播。不能以语言、服饰、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,此则西南民族皆如是,不仅么些族也。

  吾人研究西南民族,苦名号繁夥,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,则各立名号,愈分而愈多;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,名号渐失者,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,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。今日纳西族中,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,而既同于纳西文化,亦直视为纳西族也;又有初为纳西族,迁与其他民族同化,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。……想必有一日,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;若以血统言之,今日西南民族中,鲜有不混血者,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,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,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,则由历史观念使然耳。今之纳西族受汉文化陶熔已深,则不惟不用么些之名,即纳西之名亦可废。(方国瑜:《么些民族考》)

  从这段话里能够细微体会到,方先生纠结于“汉人移民”与“纳西人”的双重身份之下“夫子自道”式的隐痛。他定然是听惯了顾颉刚所说的那种“闲话”,试图弥合纳西人与汉人之间的族群界限,甚至预言“想必有一日,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”,不仅主张废除带有侮辱性的“么些”之名,“即纳西之名亦可废”。如此惊世宏论,与顾颉刚喊出的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,何其殊途同归。

  回想当晚谈话情景,方豪显然是话题的发起者。他的问题“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?”很冒失,这使方先生陷入尴尬之境。那时的方豪只有二十九岁,“以后辈自视”,年轻而好发问,言语不免莽撞。然则,最可怪的是顾颉刚先生。顾的一番解释明显有“带节奏”的嫌疑,令陈寅恪也忍不住“插嘴”。按理说,顾不应该强调方先生的“么些”身份。因为在一个月前,他刚完成了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一文。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,顾收到了傅斯年的来信,傅批评顾负责的《益世报·边疆副刊》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,“滥用‘民族’二字以召分裂之祸”,并强调“夷汉是一家”,督促顾站在“民族大义”的高度思考民族问题。顾读到如此恳切的意见,“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”,“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”,于是用三天时间撰写了此文,开首就强调“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——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”。在国家分裂危机之下,我们不应该谈汉、夷有别,“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,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”。

  (《明初西北移民》);又谓“西宁汉人俱自谓由江南迁去,想亦于明初从征而往,遂屯田为土著者”(《临潭居民祖籍》);又谓内地迁入西北之孔子后裔,皆奉回教,逐渐“番化”之事实(《边地孔裔》)。按理说以史学家“同情”之心理,他自应懂得方先生“桐城祖籍说”的内在含义。既然如此,顾颉刚为什么还要“暴露”方的“么些”身份呢?

  方国瑜夫妇(主)与膺中、莘田等人同席,胸中顿起不快之感。如此佞人谗人,予真无法与之为伍也。然渠等要打倒我十几年了,究竟把我打倒了没有?思之亦颇自豪也。但望我身体好,能工作,便一切都不怕矣。(《日记》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)

  (字莘田)和文学史家罗庸(字膺中)。“二罗”形影不离,关系极好,刚由长沙辗转来昆,任职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。“如此佞人谗人”亦指“二罗”,其时顾与方相识不久,没有恩怨。当晚方国瑜夫妇选择与“二罗”同席,这让顾颉刚萌发“醋意”,故而“胸中顿起不快之感”。顾与“二罗”积怨已久,不满之情在他的日记里多处流露:数日来看《桃花扇》,觉得阮大铖之为人绝似莘田、膺中,其吸引朋党,排挤正士,蒙蔽权要,抢夺势力,闭目思之,实出一型。阮氏亡了南明,彼辈亦亡了北大!(《日记》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)

  上午道遇膺中两次,胸又作恶。所以然者,彼既奸佞而又傲慢。(《日记》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)

  (鲁迅暗讽顾是“红鼻子”);相反,鲁迅与“二罗”则交谊甚厚,罗常培曾随鲁迅在厦大任教,后去中大,可能鲁迅也有举荐之力。罗庸则于一九二七年应鲁迅之邀,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因此,在顾、周之争中,“二罗”免不了站在鲁迅一边。顾颉刚厌恶罗庸似更甚于罗常培。从顾的日记来看,顾与罗庸时常见面,且共同出席各类活动,但从没有私下的交往。学界常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矛盾甚多,然则顾、傅二人乃是诤友,尽管吵得面红耳赤,但颇能相互尊重。相比之下,顾与罗庸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顾在日记里说“要打倒我十几年了”,所指或在此。当晚的方先生与“二罗”同席或许也是无意之举,但这可能触及了顾敏感的神经。

  那么陈寅恪先生为何要“补刀”呢?个人以为,这与私人恩怨无关,陈寅恪所言属于历史学家茶座上的“闲谈”,唯借此阐发一下学术观点。一九三八年底,陈寅恪作《陈垣〈明季滇黔佛教考〉序》,赞叹是书资料宏富,“所未见者,殆十之七八”。然此书资料多由方先生提供,书成后,陈垣又托陈寅恪将此书送予方先生。陈寅恪定然是了解内情的,其对方先生的推重也颇可窥见一二。因此,陈寅恪对方先生绝无贬低鄙视之意存,其所持“胡人冒籍汉姓”之论,实缘于他的学术关注视野及其长期坚持的“中国文化本位论”。

  (《李太白氏族之疑问》)。此外,陈寅恪还对唐朝皇族的“李姓”进行过深入研究,为此写了三篇文章。最初,在《李唐氏族之推测》中驳斥了“李唐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”的说法,而云“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,必非华夏世家”。此后,又作《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》对研究结论进行修正,认为“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‘破落户’,即是赵郡李氏之‘假冒牌’”。

  种种迹象表明,陈寅恪骨子里仍有“夷夏大防”之思想遗留,他曾于《论韩愈》一文中列举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功绩,有“六门建树”之概括,而“诃诋释迦,申明夷夏之大防”就是其一。他论边疆民族,多以“中国”“华夏”与边地民族相对举,如云李白入中原,而谓“太白生于西域,不生于中国也”,“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”等等。陈寅恪《陈垣〈明季滇黔佛教考〉序》云:“明末永历之世,滇黔实当日之畿辅,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。故值艰危扰攘之际,以边徼一隅之地,犹略能荟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,盖由于此。”说此番话时,身处滇南“边徼一隅”的陈寅恪一定是为日寇乱华而发,但确有“聊与胡僧话落花”的文化落寞之感。

  其实,在这个看似融洽的晚宴背后,尚能窥见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。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,政客、资本家、文化人、学生、难民等各色内地人等纷涌入滇,云南人与内地人开始在试探中接触,接触中试探,尴尬别扭之间,获取的信息未免片面,“看不惯”的对立情绪未免生发。内地人闯入“边僻之乡”,潜意识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,他们以文明先进自居,高高在上地批评云南人落后、懒惰、不卫生、文化程度不高,蔑称云南人是“老滇票”,意谓云南人如同本地货币一样老土而“不值钱”;而云南人一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情结,承认内地人来自更高层次的文明,但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内地人的趾高气扬,以及过于新奇的生活方式、理念、奇谈怪论乃至着装、行为,甚而扬言要“教训下江人”。

  一九三八年六月,云南本地学者楚图南为此发表《尊重与宽容》一文表示:其时入滇的内迁人口,对于这个边远民族省份而言,是“明以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华族的移民”,他们都是“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”。内地与云南不断“发生影响”,自然会使“云南的文化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”。楚的姿态放得实在太低,其实这很难说是真正的“尊重与宽容”,反而让人感觉是“拖了后腿”之后表示要努力“跟进”的一份检讨。

  那个年代的云南学人多有此种“积极向内地靠拢”的情绪,尤其是面对蜂拥而至的内地文化精英之时。“南荒边僻”“蛮夷之邦”的云南形象,似乎成为云南人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。方先生也是如此,他反复强调“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”,对云南的历史“身份”饱含有异乎寻常的国家认同意识。今天看来,云南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,大可不必强调,方先生为何较真呢?这正与他长期所受的时代“刺激”有很大关系。方先生《自序》开首一句也颇有意味:“国瑜生于边僻之乡。”他深感云南落后,似乎自带“蛮夷”属性,需要“改造”,热切地希望云南获得与内地省份一视同仁、平起平坐的“身份”,生怕被抛弃。

  当晚赴宴的罗常培、万斯年、闻宥、方豪诸人,皆有民族调查的经历。以及当时以杨成志、马长寿、吴文藻、江应樑、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民族研究新锐,尽管都具有了民族平等的姿态,但潜意识里的内地与边地、汉人与“蛮夷”的二元对立思想仍在不自觉地左右着他们的脑筋。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是“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”,而以外来观察员的目光,审视边疆民族社会的种种“蛮夷”生态,“恍游博物院”,把边地民族看作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的“活化石”,可供研究而不可苟同。身处“内”与“边”急剧交融的洪流之中,就连顾颉刚、陈寅恪二先生也不能免俗。这也正是近代“民族考古”风潮兴起的思想基点。

  然则,尊重与宽容是必须的,消弭内地与边疆、汉人与夷人、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之间的截然分异,是民族平等、民族融合的必由之径,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实际问题,还是关乎国家存亡命运的大方向。顾颉刚撰写的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,与方先生“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消失”的疾呼旨趣相映,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尊重与宽容,消除这种“隐形对立”,实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重要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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